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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(小说《往事并不如烟全集》版权属于原作者章诒和所有,您现在正在阅读的是: 往事并不如烟全集阅读 正文 最后的贵族(4),如果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,感谢大家小说对小说书一贯的支持和厚爱。本站会继续做好,给各位书友提供一个舒适的看书平台!)
     康同璧自幼成材,游学欧美,后投身社会,并从事艺术。有如此经历的人,该是不迷信的。但不迷信的康同璧,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,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。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、《易经》专家,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姓林,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,我至今亦不知其名。罗宅院子一侧的两间平房,是她的落脚之处。

    从相貌到举止、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形象的林女士

    平素常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,如纳鞋底儿,缝棉袄,絮棉被。康同璧母女叫她,她才进到正院。在我们面前,她有些拘谨,极少说话。即使有人问她什么,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。而老人叫她,不外乎两件事。一是治病,即按摩,针灸,拔火罐。二是算卦。隔几日,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。老太太什么都算:如天下不下雨?有没有客人来?某人今天是否平安?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,而且从草梗、纸牌、硬币到缝衣针,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。

    我曾问罗仪凤:“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?”

    她笑道:“哎,算着玩呗!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?现在我们能玩什么?”

    “林女士算得准吗?”

    “很准。”

    “真的?”

    “真的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

    罗仪凤说:“因为她的命最苦,心最善。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,最准。”

    “罗姨,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?”

    罗仪凤尽管点点头,却一个字不说。我常站在一旁,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卦。一般来说,都是好卦,至少是平卦。可到了1968年以后,林女士算出来的卦,有时就不太好了。如果卦不好,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,让林女士离开客厅。

    一天清晨,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,心里不舒服。刚吃过早饭,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。那日的天气特别的坏,狂风大作,乌云蔽日,气温骤降。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。老人怎么也不肯,非要立马见人。林女士很快来了,算出来的卦,很糟。

    “怎么会这样?”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。

    “康老,就是这样。”林女士小声回答,态度谦恭。

    罗仪凤使个眼色,林女士即退了出去。

    那日下午,我回到罗宅。刚跨进门,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:“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,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,又测一卦。”

    “结果怎么样?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假如早上的签,是‘不好’的话,那么中午的签,就是个‘很不好’了。所以,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,多和她聊天说话,让她把‘卦’的事忘掉。行吗?”

    “当然可以。罗姨,你放心吧。”

    不一会儿,康同璧午觉醒来,走到客厅。罗姨赶忙取来木梳,给母亲拢头。我赶忙打开话匣子,东扯西拉。一向爱聊天的老人,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。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,看看掌心,再翻过来瞧瞧指甲。之后,便抬头对女儿说:“你去请林女士来。”

    罗仪凤指着窗外,说:“外面刮大风,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?”

    “不,你现在就去。”口气坚决得不容置疑。

    罗仪凤无可奈何,也毫无办法,只好去请林女士。

    占卜是在餐桌上进行的。康同璧神情专注,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。罗仪凤忐忑不安,站在母亲的身后。我也跟着紧张,害怕再出坏签。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。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,四周没有一点声音,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。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,简直是两军对垒,决战前夜。卦推出来了:下下签,是个最坏的结果。

    “你说说,这是什么签?”老太太面带怒容,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。

    林女士不语,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。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,使眼色,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。

    康同璧继续逼问:“我问你,这是什么签?”

    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。

    “我在问你,你怎么不回答我?”老人严峻的表情,甚至有些刻毒,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。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,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。

    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,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。大概是一日三卦、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,同时刺痛了老人。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,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。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,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。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,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。“啪!”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,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。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,瞬间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,把我吓呆了。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,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    罗仪凤惊呼,道:“妈妈,你怎么打人呀?!”随即,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,递给林女士。

    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。她用手扶着桌子,闭上眼睛,仿佛眩晕了似的,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,脸色紫红紫红的。

    我胆怯地问:“康老,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。”

    “不用。小愚,谢谢你。”显然,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,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,在掀门帘的时候,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上。我觉得那个耳光,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,打掉了她全部的体力和精神。

    晚饭后,我们围坐在壁炉前。这时,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,像是乌云散去后,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,已归于平静。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。我想,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。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,进来了。她的温和与礼貌,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。

    康同璧看到她,立即起身,走到跟前深鞠一躬,说:“林女士,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。”

    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,同样令我吃惊。林女士也有些惊恐。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,脸上浮出了微笑。

    事后,我问父亲:“为什么一个下下签,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?”

    父亲认为,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。这其中有哲学内容,有心理学成分,还有社会因素。他说:“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,中国人没有信仰,却迷信。穷人迷信,阔人迷信,贵人迷信,要人也迷信。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。”说到这里,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,说:“小愚,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‘元亨利贞’四个字吧。你知道它是个什么意思?”

    我瞎猜道:“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。”

    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,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:“这是卦辞。”

    “真的?”

    “当然啦!是《易经》里的乾卦的卦辞。”

    “天哪!卜辞都进了家门。”我叫了起来。

    父亲说:“你看,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。再说,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,只想长寿、平安。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,就是打击。连续三次打击,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。冲动下的那一耳光,与其说是针对算卦的人,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。不过,康老在冲动过去后,便去鞠躬道歉,这是很有勇气的。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,却从不认账。”

    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: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;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。

    1968年,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。

    罗仪凤对我说:“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,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,全拿出来请客。”

    我说:“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会没吃过它?”罗仪凤吃惊地问。

    我说:“(19)48年在香港,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。回国后我爸忙,我妈也忙,谁都顾不上吃,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。结果,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,脚踩来踩去,都成了粉末。”

    康同璧听了,拍着沙发扶手说:“生日那天,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,我请你吃燕窝啦!”

    我高兴地答应。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,父亲胃痛,我陪着父母喝稀饭。天完全黑尽的时分,才赶到东西十条。一进门,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。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,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,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,说:“这就是燕窝。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,大家早就吃光了。”

    燕窝是凉的,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,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。吃的时候,舌唇虽难察其味,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,一起挤入了心底。

    客厅里坐满了客人,令我惊诧不已的是: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,身着锦缎旗袍,而且个个唇红齿白,妩媚动人。提着锃亮小铜壶,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,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、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,腿上长筒黑丝袜,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。头发也拢直了,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。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,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。转瞬之间,我仿佛回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    我问那上海小姐:“现在,连花衣服都被当做‘四旧’取缔了,她们怎敢如此穿着打扮?”

    上海小姐说,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,内装旗袍、高跟鞋、镜子、梳子、粉霜、口红、胭脂、眉笔。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,就立即换装,化妆,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,好在那时胡同里的行人和居民不算多。

    我问:“她们干吗不到家里去装扮,非要在外面?”

    “这是规矩,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。你想呀,进门就要行礼祝寿,穿着那套‘革命化’制服怎么行?”

    我坐在客厅的角落,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、时而粤语、时而旧话、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。在暖融融的气氛里,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便顿获释放,而重新飞扬起来。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,脚下是银色高跟鞋,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,焕发着青春的光彩。

    我问罗仪凤:“她是谁?实在是太漂亮了。”

    “她姓吴,芭蕾舞演员。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。”

    这时,我听见康同璧问她:“你的妈妈好吗?”

    吴小姐答:“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,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。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。领工资的那一天,妈妈必去‘红房子’(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)拿出一块钱,挑上一块蛋糕吃。她说,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,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。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,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,再去开门。”

    吴小姐还说:“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。越是着急,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。为了这个,批斗时吃了不少苦。”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“英汉双语”地说话。那活灵活现的表演,让大家拊掌大笑。

    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,神情高贵,很少说话。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,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。罗仪凤告诉我,她是自己的亲戚,在北欧一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工作,月薪高达三百。文革开始不久,上边就命令她回家。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,数次登门拜访,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。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,也没能把她丢下的活儿干好。

    在那么一个既恐怖又疯狂的环境里,大家都在苟活着,谁也谈不上风节。但他(她)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、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。去康家做客,服旧式衣冠,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,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。他(她)们的用心之苦,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。然而,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,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。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,坚持政治挂帅,读《毛逊,背《语录》,去过“革命化”、格式化的生活。但在他(她)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,还是风雅、细腻,高度审美化、私人化的日子。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含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,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确认。“感秋华于衰木,瘁零露于丰草。”———想到这里,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。别看住在康家,与之相比,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。

    进入高龄的康同璧,是很少生病的,只是夜间尿频。为此,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,剥核桃吃。不仅要她吃核桃肉,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“衣”,说这个东西可以“拦”尿。老人吃得愁眉苦脸,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。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,所以她每次起夜,必从我的床边穿过。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,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,打开床头灯,戴好睡帽,披上睡袍,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。有一次,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,夜里简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。望着老人一趟趟地艰难挪步,一次次地频繁往返,我对罗仪凤说:“干吗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,偏要三更半夜地折腾老人?”

    “哪里是我折腾,是她自己不肯呀。”罗仪凤一脸的委屈。

    一天,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。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,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,也有现成的药。我卧病在床的那阵子,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:“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?”说罢,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,看看是否发烧。

    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,就要撵她走,并生气地说:“小愚病了,好办。你要再病了,我可就麻烦了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,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。她像个胜利者,很得意地说:“女儿总要管我,我不服她管。”隔了会儿,她从外屋给我端了杯白开水。一路上颤颤巍巍,水也洒了一地。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,才肯离开。

    和康同璧相处,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,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。有丰富阅历和教养的她,即使进入到老年,也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。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,是痛苦和羞耻的。所以,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。这种不承认衰老,不向年龄妥协的心理,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。她过问我的病情、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、温情和快乐,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,照顾别人为乐事、幸事;另一方面,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,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。总之,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,康有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个性、习好、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,让我无比地珍视与感动。以至于这种感动和珍视,影响了我的后半生———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,我都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。

    父亲感到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了。一天下午,他拿出一个自己装订成册的厚厚的小本,对我说:“爸爸一辈子喜欢诗,先是读诗、背诗,后来学着做诗,到老才写了一点诗,都在这个小本子上了。我看,现在的局势越来越坏,爸爸和这个家随时都可能出意外,什么都保不祝我只是舍不得丢掉这些诗,你看是不是可以带到康同璧家里,放上一段时间?”

    我二话没说,把小本子当宝贝一样,揣进贴身的口袋,就去了罗宅。晚上睡觉的时候,将它放进罗仪凤专给我使用的抽屉,压在换洗衣物的最底下。

    第二天傍晚,罗仪凤问我:“你有什么东西忘记带回家呀?”

    我说: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第三天傍晚,罗仪凤又问:“小愚,你有什么东西忘记带回家了?”

    我仍说: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见我如此迟钝,罗仪凤便开门见山了:“我收拾你抽屉的时候,看见一个小本。小愚,你罗姨可是惊弓之鸟哇!万一……”我说:“罗姨,如果这里不能放,我爸的诗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。”

    罗姨目光低垂,并不看我,只是伸出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像写字一样地划动着,说:“这可是白纸黑字,让外人抓住,就是铁证如山哪!”

    我却无言以对,心里一片凄惶。

    最后,我告诉罗仪凤:“小本子的事,我要问父亲。听他的决定。”

    “小愚,请你父亲谅解,我实在是害怕。”罗仪凤说罢,匆匆离去。

    父亲知道实情后,难过又无奈,长叹道:“烧了吧,保命要紧。”

    我将小本子送进了康家专门烧洗澡水的小锅炉,看着它变为灰烬,眼泪顺着脸颊流淌。耗子还会打洞藏食呢,我恨自己连个耗子都不如。

    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,我的心里一直很别扭,憋闷。罗仪凤察觉到了,她对上海小姐说:“小愚心里不好受,其实我也不好过。”

    父亲则批评我说:“那些诗烧了,就烧了。人家收留你,就已经显出最大的胆量和勇气。”

    也就在这一年,按照伟大战略部署,社会总动员,开始狠挖阶级敌人,抓现行反革命。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。离京前夕,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。

    “小愚,你为什么要走呢?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!”康同璧边说边摇头,分明流露出不满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,罗仪凤见我面带难色,便对母亲说:“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,在北京住了那么久,当然要回去一下,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去,把工资拿来,再回北京。回来还住在我家,我随时都欢迎。你领回的工资,留着自己用。再不,送给爸爸妈妈,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。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。”

    我们三个人都笑了。我答应康同璧,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,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。

    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。随即伸出一个手指,问:“你去一个礼拜,好吗?”

    见我没有反应,又伸出两个手指,问:“要不,去两个礼拜?”

    见我仍无反应,便再加上一个手指,直声直气地问:“三个礼拜,你总够了吧?”

    罗仪凤朝我眨巴眼睛,我忙说:“康老,要不了三个礼拜,我就回来了。”老太太乐了,高兴得双手拍巴掌。

    其实,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,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,即会被“革命群众”专政。斗我,关我,怎么收拾我都行。我舍得自己的命,却舍不得父母。父母比天大,比命重。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,我便心神不定,很悲哀,很迷茫。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,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。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,低声对罗仪凤说:“我这一走,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?”

    尽管把耳朵凑过来,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。她迫不及待问女儿:“小愚在说些什么?”

    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,她听懂后,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,说:“小愚,你放心地去吧!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,今后就不会出问题。我敢打包票!”她的口气坚定无比。

    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,却情不自禁地问:“康老,您凭什么这样说?又还敢打包票。”

    老人说:“是命运告诉我的。先父的经历,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。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?”

    我点头,道:“中学历史课就讲了,大学又讲了一遍。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,写了一折戏呢。”

    “望门投止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。

    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,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。见此情状,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。果然,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:“戊戌年(1898)的8月先父变法失败,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,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。皇上(光绪皇帝)被囚,西太后临朝听政,下谕抓维新人士,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。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,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,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,离开天津。荣禄派飞鹰兵舰追,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。可是走到半路,兵舰的煤不够了,只好折回天津。小愚,你说这是不是命定?初八船过烟台,先父上岸买了水果。荣禄向上海道、烟台道发出‘截搜重庆号,密拿康有为’的密电。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,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。等他掏出一看,马上返回烟台时,重庆号已经开走。小愚,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?上海道得到密旨,连日亲自坐镇吴淞,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。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,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,大家痛哭而返。可就在这个时候,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,把一道‘皇上已崩,急捕康有为,就地正法’的电旨拿给他看了。然后,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,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。刚上了兵舰,上海道派来的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。小愚,这又是不是命定?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,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,便也想去死。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,我现在还能背出来———‘忽洒龙漦翳太阴,紫微移座帝星沉。孤臣辜负传衣带,碧海波涛夜夜心。’先父做完诗,又写家书,和大家诀别。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,就说:‘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,请康先生忍死须臾。’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,先父到了香港,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。所以,后来先父对我们家人说,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,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。”

    讲到这里,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:“小愚,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。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,那一定是死了。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发生,那一定是死了。假如迟一天出京,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,一定死了。假如在天津住客栈,搭不上轮船,那一定死了。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,英国领事馆的人就无法救他,那一定死了。假如追他的飞鹰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,那一定死了。假如烟台道不外出,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,那一定死了。假如那个英国人不派兵舰护送,半路被截,那一定死了。———小愚,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,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,是什么?我说这就叫命运,叫命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。”

    接着,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,说:“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,他的命终归会好。别看有的人现在红,夫人也红,将来都不会好的。小愚,你不要笑,我说的是真话,老实话,正经话。”我的确笑了,却笑得有些勉强。

    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,便神色严肃、拍着胸口大声地说:“你爸爸命中注定,不会有事的!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。你放心地去成都吧,不要担心,也不要害怕。你遇到困难,还有我呢!”显然,老人说这话的时候,已经忘记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,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,更忘记了外面的红色恐怖。我流着眼泪,扑在了她的肩上,仿佛在恶风扑面、腥雨满地的时候,有人护卫我,向我张开了双臂。

    是的,一切死生之说、任何存亡之难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,却又难以预知。后来的事情,恰如康同璧所言:一年之后,父亲死于玻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,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、精神孤独,以及耻辱、疲惫、消沉,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。生命之于父亲,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,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,走了。而这,不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?

    自我离开罗宅,康氏母女还收留过一个人,她就是黄绍竑的亲妹妹,人称黄姑太。年迈多病的黄姑太也是苦命。哥哥自杀了,家抄个精光,房子收缴了,人无立锥之地,又无经济来源。慈悲为怀的康氏母女把她接到了罗宅。后来,上边给了黄姑太坐落在西黄城根的一间小平房。到了年终岁尾,罗仪凤便叫章立凡给她递送包裹。包裹里面有衣服,有食品,还有信。

    黄姑太读信后,对章立凡说:“这里面还有钱呢!”

    可激动不已的黄姑太,怎么也找不到包裹里的钱。还是章立凡从其中的一件衣服口袋里,翻出了二十元。

    我返回成都,即被革委会关押,失去了行动自由。1969年秋,已是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我,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,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,半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,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,站在车厢厕所过道,两天不吃不喝不合眼,回到了北京。当晚母亲告诉我,在父亲去世(1969年5月17日)后的三个月,即1969年8月17日,康同璧病逝。

    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,先在家中调养。不想,病越来越重,便送进医院,搁在了观察室。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,穿堂风儿吹个不歇,过往之人走个不停。罗仪凤一再恳求,是否可以转到病房。

    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,回答说:“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,这么呆着就行了。”

    几天后,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。

    记得一次闲聊,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。她说,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房客,有英国人,法国人,犹太人,德国人,还有中国人。一天夜里,大楼突然起火。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,德国人去救女儿,法国人去找情人,犹太人去拿钱袋。而中国人呢,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———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。笑后,忽然觉得我的罗姨,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暴中,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?现在,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,她或许可以喘口气,歇歇脚了。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。

    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,经母亲周密安排,我见到了罗仪凤。时隔一年多,她形容尽变,变成了一个老妇。两鬓和眼窝深陷,脸孔呈铅色。本已瘦弱的她,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。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,像撂荒百年的土坡,全无润泽之光。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,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。

    她直勾勾地看着我,说:“小愚,我们见面了。可你没了爹,我没了娘。”

    我俩抱头恸哭。她只坐了半个时辰,即起身告辞。

    母亲留饭,她谢绝了,说:“走这一趟路,只为看看小愚。”

    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,回来后对我说:“可怜仪凤,走路比我还要慢,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。”

    让我不解的是,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,怎么变得如此孱弱、凄凉?

    母亲说:“康老死后,仪凤的哥哥还是杳无音信。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,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,也没了。断了经济来源的她,粗茶淡饭,节俭度日。在辞退帮工的时候,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,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,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。康家哪有钱?仪凤胆小,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,明知是敲诈,也只得忍气吞声。为了凑这六千块,她都快急疯了,白天找人托卖家具、衣服、杂物;夜里焦虑,失眠,哭泣。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,她能不老吗?到了冬季,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,只好烧壶开水,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。过着这样的穷日子,她能不老吗?再说,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掐断了,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。所以,仪凤的老,是从心老开始的。”

    母亲的话,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。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,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,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,想着渺茫的未来……整个晚上,我都在竭力思索,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。结果,什么也没有想出。旧梦已逝,新梦不来。其实,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,她是做不出新梦的。她的处生之道,为新社会所不容。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、观念及思维方式,又把她心灵的最后一条缝儿,封没塞绝。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,不禁使我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遗民。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,中国历史上“遗民多有祈死,待死,以生为死者”。⑦而父亲说,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,看来也是不错的。

    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。只晓得在文革后期,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,罗仪凤曾被关押,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。因为她十六岁考入燕京,年纪最轻,功课最好,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。罗仪凤一再说自己是惊弓之鸟,怕的就是政治。我想,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。况且,灵魂高贵者往往脆弱。“断送一生憔悴,只消几个黄昏。”

    1978年秋,我被释放出狱。1979年春,正式平反,从四川调回北京工作。

    一年的除夕,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,给聂老做寿。中午,吃罢寿面,母亲即刻告辞。我很纳闷儿:母亲往常要呆很久,今天为什么例外?

    离开聂家,母亲便告诉我:“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,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。”

    母亲一路走,一路问,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(即新源里西11楼4单元48号楼下)。这个楼很旧,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。按动门铃后,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。

    我惊呼:“这不是林女士吗?!”

    “你是小愚吧?”

    除了满头白发,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。那时她不显年轻,现在也不觉衰老。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,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。

    她告诉我们:“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,都在这里保存着。”说罢,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。

    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。里面的这间屋子,比外屋略小一些。家具、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,一直堆到天花板。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,想找到一件小东西,留做纪念。突然,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,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,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。蓦地,一阵隐痛浮上心来。

    “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?”母亲问林女士。

    她答:“不处理,我等着,等着康家的亲属。康家的人不来,我就这么守着。”

    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,她向我们深鞠一躬,并连连道谢。

    回到家中,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。晚上,全家吃过年夜饭,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。我的眼睛在看,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。“瀚海漂流燕,乍归来,依依难认,旧家庭院。”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,石板路,御赐太平花,被挖走的榆叶梅,被开水浇死的玫瑰,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……夜里,我和母亲并排躺下。母亲累了,可我毫无睡意。

    我问母亲:“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,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,属于私产。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。”

    母亲说:“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。”

    “谁占了?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一位领导的亲属。”

    “混账王八蛋!”我翻身爬起,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,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。

    母亲厉色呵斥,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。我乖乖地躺下,望着漆黑的天空,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油干灯尽的样子,就在眼前摇来晃去。我心想,如果罗仪凤像我一样能学会骂人,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。

    康同璧算是有些远见的。还在很早以前,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郭婉莹和罗仪凤一起用烤箱烤面包,康同璧就建议她二人学着用铁丝在火上烤制,并说:“要是有一天,你们没有烤箱了,也要会用铁丝烤出一样脆的土司来。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学会的,而且现在就要学会。”然而有远见的她,即使预感到未来的生活可能会从“用烤箱”退化到“用铁丝”,也决难想象到自己和女儿的人生终点,竟是一片破败与凄绝。

    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。得到的消息是:由康同璧儿子出资,由全国政协出面,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。墓地是罗昌先生生前早已买下的。参加葬礼的,共五人:我的母亲,章立凡,张沧江,林女士及上海小姐。那时康老的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,无法漂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安葬仪式了。

    碑上只刻了康同璧的名字,而无罗仪凤。大概官方觉得她不够立碑的资格,尽管这墓地和墓碑属于私人购置。

    见碑石又薄又小,有些不满的张沧江说:“能否把碑做得更好一些?因为我们要把墓碑拍成照片寄给美国加州大学的罗先生(即康同璧之子)。”站在一边的工作人员没搭理他。

    康氏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、手稿、藏书,其中包括一套珍贵的《大藏经》,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。我搞不明白的是: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,是有贡献的,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都上缴了、捐献了,怎么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不准立,这事儿碍着谁了?

    康有为的墓在青岛,文革中被抛骨扬常革命群众举着他的颅骨和白发,游街示众。据说,还是守墓人将其残骸收拢,又埋入墓穴。与其先父先祖相比,康同璧母女会静悄悄地长眠地下,无人打搅,也无人记忆。

    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,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;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,是一种福祉。

    2002年8—11月于北京守愚斋

    注释:

    ①罗荣邦,生于1911年,年幼在英国伦敦、新加坡及渥太华等地读书,毕业于燕京大学,留学美国,获加州大学博士学位。历任美国宾州大学、密执安大学、华盛顿大学及加州大学副教授、教授等职,著有英文本《康有为评传》等。

    ②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第6节载:“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,研精史籍,深通英文。去年孑身独行,省亲于印度,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,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,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。近得其寄诗二章,自跋云:‘侍大人游舍卫祇林,坏殿颓垣,佛法已劫。然支那女士来游者,同璧为第一人矣。’诗云:‘舍卫山河历劫尘,布金坏殿数三巡。若论女士西游者,我是支那第一人。’‘灵鹫高峰照暮霞,凄迷塔树万人家。恒河落日滔滔尽,祇树雷音付落花。’”③载涛(1887—1970),姓爱新觉罗,字野云,满洲正黄旗人。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;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。1902年袭贝勒。1908年12月加郡王衔;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。清廷新设禁卫军,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。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。1910年2月赴日、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意、奥、俄八国考察陆军,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。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;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。1912年1月,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;3月宗社党解散。1917年7月张勋复辟,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;同月复辟失败。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。1927年6月任翊卫使。1931年1月,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。1949年后,历任人大代表,政协委员。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,终年83岁。

    ④章乃器(1897—1977),浙江青田人。1911年至南京当兵。1913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。1918年毕业后任杭州浙江实业银行练习生。后调往上海分行;一年后改任北京通州农工银行营业主任,逾年升襄理兼营业主任。1920年重返上海,任浙江实业银行营业部科员,后升营业部主任。1927年11月,创办《新评论》半月刊。1929年创设中国徵信所,自任董事长。1932年晋升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,又历任中国兴信社干事,中国银行公会理事,上海光华大学教授。1935年12月与马相伯等发起组织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,并署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。1936年5月,加入在上海成立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,兼任该会《生存线》《暴风雨》等刊物编务;11月,在上海与沈钧儒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史良、王造时、沙千里等同时被捕。1937年抗日战争后,获释,返回上海。1938年2月,任安徽省府委员兼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;3月改任财政厅厅长;6月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。1939年入川后在重庆设立上川企业公司,经营农尝酒精厂、运输合作等业务。1945年8月,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,12月任中央常务委员。1947年秋,在香港开设港九地产公司。1948年冬,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。1949年9月,任政协第一届代表,同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财经组组长。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,政务院政务委员。1952年8月任政务院粮食部部长。1953年10月任中华工商界联合会第一届副主席。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55年12月任民建中央副主席。1957年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。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病逝,终年80岁。1979年右派错案改正。著有《章乃器论文集》《中国货币论》《抗战必胜论》《国际金融问题》《激流集》《出狱前后》等。

    ⑤储安平《英国采风录》第73—74页,1949年观察社出版。

    ⑥赵君迈(1901—1988),湖南衡山人。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,后赴美国留学,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。1928年回国,加入中国国民党。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。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。抗战期间,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,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。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。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。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,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。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,终年87岁。

    ⑦赵园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第345页,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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